刚才顾老师说他退休了，是个自由人，那我更以一个自由人的角度谈谈高中的课程标准与高中的课堂教学。我学习课程标准，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提出了“素养”这个概念。就在前言这一部分多次讲到：“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帮助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使全体学生获得必须的语文素养。”

      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钟启全，他与日本学者多次讨论“素养”到底是什么。他认为素养是个整合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我从自己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整合和发展至少是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技能与能力，第二个层面是知识，第三个是文化的创造。技能与能力的形成、知识的支撑、文化的创造，综合成为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我一直认为，查字典，不管《辞海》《辞源》，查出来，你都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心里自然有一把秤。我引用的是电影《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两人在庭院里散步，蒋介石说：“润芝呀，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润芝”，就显得很亲切。江青晚年患了癌症，喉癌，住在医院里，必须起个假名字，江青为自己起了一个假名，“李润青”，李，她本姓李，润，毛润芝的“润”，第三个字，江青的“青”。毛泽东怎么回答，又不能争，又不能吵，毛泽东说：“委员长的话说到我心里，不过我想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农民长期来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购买力，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了。”蒋介石一口宁波话，说：“解决农民问题，你是专家了，全国统一以后，你就专门负责解决农民问题，军队嘛，就不要搞了。”毛泽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军队不要个人搞（个人就是独裁），也不要集团搞（集团就是军阀），军队应当代表国家的意志。”蒋介石说：“你们延安，小小的延安，还是很有办法的，出了这么多的人，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一个个都是猛将呀。”毛泽东说：“委员长夸奖了，这些人早年不都是您的学生嘛。”两个人的素养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充分。不管蒋介石早年，在上海，江湖上滚打，但他当了国家元首以后身边两大文人，一个于佑任，一个陈布雷，与宋美龄结婚后，又给他带来了一点欧美文化，他还得叫宋美龄“darling”。毛泽东不同，自学成才，不管谁都不可否认，他是个伟大的诗人、词人，他写的诗，豪迈的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细腻的有，“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就是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它里面包含着他的学养、教养、涵养，是一个综合性。

      当前语文课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媒体不断地在展现。当然，媒体用得好，有助于语文课教学。一激发兴趣，调动情绪，二获取信息，拓展视野，但是绝对不能冲淡我们对文字本身的阅读。我想香港还是比较明智的，十年前，香港说能用电脑尽量用电脑，因为我们技术还不熟悉，需要有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现在香港教育署提出的能不用电脑就尽量不用电脑。过去是量的问题，现在是质的问题，要么不用，要用就在质量上来思考和发展。第二，现在的语文课往往不好好读书，学生不读，老师也不读。广东省某个市的教研员说，“课改未成课堂乱，源自师生不读书”，大家都不读书。现在课堂上流行的一句话，“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很快地把课文看一遍”，那么这个三分钟时间到底来得及看吗？好了，匆匆忙忙看完，马上讨论。现在流行的第二句话，“请前面两个同学转过身去”，教《项链》的，马上讨论路“瓦栽夫人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教《雷雨》，马上讨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真情的还是假意的？”“认为真情的坐在这一边，正方，认为假意的坐在那一边，反方。好，现在我们请一个同学上来主持这场讨论。”这已经成为我们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我想，我学课程标准，首先最引起我关注的是素养，我们的语文课要有利于提高一代人的素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我们要把握语文教学本身的规律――“养成”。现在我们的高中课程标准里确实没有强调训练，很多老一辈的语文特级教师感到有点不满，钱梦龙老师还写了一篇文章《为训练正名》，巢宗祺教授对我说，我们没有过多的强调训练，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体系决定的，但是不等于不能够训练。初中还比较强调的，训练前面加了两个形容词，一个是科学的训练，一个是有效的训练。我在教书的时候遇到过两位校长，一个是张炎林，虽然名气不大，倒也是苏区过来大，很有个性，很有教养的，他对我说你懂得什么叫语文教学吗，你们这批人就是不懂得语文教学，告诉你，松松垮垮出人材。他这里“松松垮垮”就是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读书，在他的头脑里是非常人性化的教育。第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段力佩，是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语文教学的读读议议，到了80年代提出语文教学茶馆式。当时我在市教委教研室工作，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非常生气地对我说，“你们教研室搞什么名堂，编了这么多的训练册，这也训练，那也训练，人又不是狗”。这两个人对我的训话是最厉害的。他们的教育观念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不是功利性的。现在的语文教学，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不管需要不需要，滥用媒体。第二个不管需要不需要，学生还没有处在认知冲突阶段就开始讨论。第三个就是无限的拓展，这篇课文“一”还没有完成马上反“三”，拓展是省力的，网上一拉什么都有了，深入到是艰苦的，千万不要以拓展掩饰自身的肤浅。这三个现象，在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学中是比较普遍的，因此我认为要提高高中语文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

      上海有一位资深教育专家对我说，“钟梁，我们好好想一个问题，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是教材；教材和教师比较哪一个重要，教师”。我想他讲的很朴素的，倒是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教社的教材特点比较稳，我们要新，在求新的过程里就要讲一点稳。这是小平讲的，“讲改革必须讲稳定”。我们上海一位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说，“改革未必能发展，当然，发展必须要改革”。在课程标准里，对教师提出这样几点，第一更新观念，第二丰富知识，视野要开阔，第三认真读书，精心钻研教材，第四，研究教法，懂得什么是真真的对话，它没有写第五，我再补充一点，第五，要重视高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中提出，各级政府官员要提高执政能力。今天我们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提出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没有这个层面的工作和发展，那么课程改革或者教材编写的意义好像就不大了。在这个过程里，教师毕竟是最重要的。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把语文课真正的上成语文课，我看这是最重要的。语文课要真真的上成语文课，给予学生一种语文素养的教育。

      譬如，《胡同文化》，我听过《胡同文化》的课已经很多很多，往往就是抓住胡同文化这个话题，北京胡同文化是封闭的，于是放了很多照片，接着又放很多上海的很多照片，上海的弄堂是开放的，于是封闭和开放做比较，且不说这是很不准确的，而且也不像一堂语文课，你放的音乐，至少放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吧，你不能去放费翔的那首歌，整堂课就是在这种非常浮躁的过程里面过去了，我想真正的语文课要研究一下。《胡同文化》，汪曾琪写《胡同文化》，这是一篇序，“胡同没落了”，摄影集的一篇序。他从哪里写起。他从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写起，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层面，写什么。但是语文教学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他怎么写北京的方方正正呢，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可能比第一个层面更重要，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因为我们是语文课。法国著名的画家塞尚讲过一句名言，“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画什么，画山，画水，画人，画物，就这么几个，但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艺术有怎样的高低，全在于怎么画。那么汪曾琪是怎么写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呢，先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讲，“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方方正正的”，这个比喻好在哪里，好就好在一下子给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基调，平民化，生活化，比成一块大豆腐，不是平民化，生活化吗？整篇文章也是平民化，生活化的，这就是胡同的本质。第二个层次是怎么写的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拉洋车的，往东朝西，另一个呢就是老两口在炕上，老汉对老妻说，“你往北边挤一挤可以吧，往北挪一挪”，都是老百姓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最能够深入人心的是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这就是恩格斯讲的典型性，典型的意义，典型的作用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语言结构里面。我们说，你这个人这么小气呀，简直就像“阿巴贡”，“阿巴贡”已经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语言结构里。你长得漂亮，你像“梅兰芳”，“梅兰芳”深入到普通人的语言结构里，你长得漂亮，你是章子怡，还不行，“章子怡”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这个人这么敏感，一点点事情就哭，就像“林黛玉”，“林黛玉”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现在北京城的方方正正、东南西北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最后小结“方方正正到北京城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语文教学还有第三个层面：要诵读，只有诵读了才能进入到心里。在诵读的问题上，教师怎么教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教它的节奏。郭沫若老先生说，“节奏是力与时间的组合”，力是轻重，时间是缓急，学生由于生活和体验的不足，在节奏上是需要老师教的，尽管有的普通话不好，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提供了我们指导朗读的机会，“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方方正正”，“就像一块大豆腐”这个要读得快，结尾“方方正正的北京城，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一字一字读清楚，“思想”的“想”第三声，首腹尾都要读出来，读完后可以再提醒同学注意，第一句“北京城方方正正”，最后一句“方方正正的北京城”，在你们初中读过的课文里面，哪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在开头和结尾语言次序上也如此掉换了一下？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题目是《济南的冬天》，结尾“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当然，我们在座的老师，特别是教研员，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上语文课，现在的课文这么长，课时这么少，怎么来得及。于是，我们说，作为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来讲，必须学会逐字逐句、逐句逐段钻研课文，这是你的基本功，然后再设计教法，提高教学艺术。我们一切教学艺术，教学设计，首先建筑在你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上，这样才有第二步：突破一点带动全文，抓住要害的地方，突破的这一点，必须能够带动全文。

      譬如，教《祝福》，当然有的老师就从对祥林嫂称呼的三个相似的句子中来突破，第一个，“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第二个“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第三个“镇上都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称呼，带动全文，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女人命运的悲剧。但是也有人是从《祝福》中“我”这个人的分析来带动全文，因为《祝福》中的“我”既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一点的封建的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是一个觉醒者，他与鲁四老爷没几句话，鲁四老爷就进去了，“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凡是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剩”字要重点讲，特别我们在江南一带这个字很讲究的。《哀江南》，是南曲，也有一个“剩”字，“只剩一片碎瓦”。汪曾琪先生专门对这个“剩”字做过研究，他说，如果要编一本《鲁迅词典》，这个“剩”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人物来讲，他是一个觉醒者，是个孤独者，也是一个逃逸者，他不可能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场纠纷，他也是个逃避者。但是有一个句子，以前我们教学往往是疏忽的，“复兴楼的鱼翅还是要吃的”，他还是吃得起鱼翅的人。尽管他关心鱼翅的涨价和低价，他毕竟是吃得起鱼翅的人，也只有这样的才可能去关心祥林嫂的命运，卫老婆子、柳妈她只可能讲述祥林嫂的故事，她不可能去关心祥林嫂的命运。因为列宁讲过一句话，“文盲总是远离政治的”。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投入这样一场变革。从“我”出发，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但他又是文章的叙述者，“我”，和鲁迅其他文章的“我”有何不同，比如，《社戏》也是“我”，《故乡》也是“我”，有什么不同，这个要研究。但是这个叙述只是出现在开头和结尾，中间避去了，中间让谁出来呢，让卫老婆子来讲这个故事。这是鲁迅先生叙述的艺术，叙述的智慧，因为中间这个故事，如果“我”纠缠在这里，那么这个故事就无法完成了。从“我”作为一个突破，《祝福》也可以教得非常深刻。这是语文教师相当的自由度，我到底突破哪一点。但是你突破的这一点，必须把全文带起来。课堂设计的本质在哪里，就是用最少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效益。

      现在各套教材都选用余秋雨的《都江堰》，那么《都江堰》这么长怎么办，怎么讲。在介绍余秋雨的时候，倒可以通过屏幕出现一段文字，“38年前有位浙江渔姚的小伙子走出了群山，15年前，这位不再年轻的小伙子又走向了群山，这一走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走出来的。诚如他在《千年一叹》自序中所说，与笔端相比，我更注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注重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心粗糙。他就是余秋雨。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阅读的就是余秋雨的《都江堰》。”就是一分钟，两分钟解决了，然后同学们阅读，阅读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本文有三个比较，请你们找出这三个比较来，一下子把文章提纲挈领的拉起来了，第一个比较是都江堰与长城比较，“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清流”，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与大海比较，“都江堰把最强悍的生命赋之于规整，赋之于期盼，赋之于众目睽睽，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第三个比较，把都江堰的创作者李冰与一批批所有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所专政的官僚做比较，而李冰因官位成为一位实践的科学家，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纯粹的人类学的思维。前面几段通过三个比较非常清晰，人类学大师培文思.普理查德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类学只有一个方法，即比较法，但又是不可以比较的”。余秋雨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因此他在比较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没有拓展也没有延伸，在选词上十分准确、到位。

      最后可以让学生自己谈谈你对结尾一段哲理性的语句是怎么领会的。譬如：“二王庙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了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我想余秋雨的文章，如果说离开了余秋雨的语言，如果说离开了余秋雨的文化，也就没有了余秋雨的散文。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懂得逐字逐句地钻研课文，第二要学会突破一点，带动全文，用最少的时间得到不能说最大至少说比较大的效果。

      在课程标准关照下进行教师培训，我想这件工作要做好。63年、64年那时候也进行改革，就是第一个教学大纲出现了，那时候政治性也越来越强了。叶老到福建省作报告，那个体育场上1000多人，叶老在后面的黑板上，他特地要了一块黑板，写了很大很大的、斗大的字，“不要抽出而讲之”。是针对当时过分强调的语文的政治性。现在我们弘扬人文性完全是对的，但是“不要抽出而讲之”。我们在强调工具性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语言文字工具性的本身就含有强烈的人文性。当我们弘扬人文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语文教学弘扬人文性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递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必须要把握好的。

      如果说，小学的语文课更多的要贴近生活，初中的语文课要走向社会，那么高中的语文课特别重视依托文化。所以高中的语文课，特别重视的是它的文化含量，那么语文教学与文化，这个很大的课题里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文字文化，就是汉字文化，语文教学不能离开汉字的教育。这可能也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譬如《回乡偶书》，小学生都熟背了，在高中的时候怎么来开发学生从小读过的诗呢？在文字上开发就是一个方面。《回乡偶书》写得最精彩的是哪一个字？整首诗，加上题目共32个字，最精彩的一个字就是“偶”，《回乡偶书》的“偶”。在“偶”的后面有什么文化。“偶”就是偶然，豁然开朗，这里恰好是诗歌创作的灵感机制，诗歌创作是讲“偶”的，一种突然的闪现，一种难觅的灵感，全在这个“偶”字上。所以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然后我们还可以考虑，吕淑湘先生要把选择的一百首唐诗翻译成英语，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他遇到麻烦了，有一个字翻译不出来，同学们看看是哪个字？《回乡偶书》的“乡”，“乡”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彻悟，只有中国人有“乡”，一个乡一个宗，一个乡一个姓。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是衣锦还乡，不是衣锦还家，一个乡，还有一个祠堂。所以，李白的诗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刘邦的大风歌，是“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余光中的也是《乡愁》。

      第二个是经典文化，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经典文化熏陶缺少底气，也不大气，我讲得可能偏激点，大家再研究。为什么李安能够多次获得奥斯卡的奖项？他从小经历过一段中国经典文化的教育，他了解美国文化，跟有中国文化。大家说，我们也有很多导演，第三代，第四代的，也很了不起，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王小刚，但是从他们成长的年代来看，由于当时中国的种种原因，他们好像缺少了中国经典文化熏陶的这一阶段。所以免不了有点浮躁，缺少一点文人的气质。我们不能不信服这样一条起码的基本的规律。在奥斯卡的评委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就是罗燕。她都79岁了，明年就80岁了，气质非凡，在接受凤凰台访问时，说“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我小学到初中这七、八年时间里是在梅兰芳身边度过的，在梅兰芳身边学习书法、绘画、唱戏”，他要梅兰芳教他京剧，梅兰芳不肯，“要学就从昆曲学起”。她学了几出戏，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她叫梅兰芳为继父。她说，继父，你给我看看我演得怎么样？梅兰芳笑着说该演的都演了，就是没演到家。现在我们的很多语文课是该教的都教了，就是没有教到家。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一代人是能够在经典中出来，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经典大量的都存在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山水散文、名人传记以及古典戏曲中，像我们高中选的《长亭送别》《哀江南》，等等，这就是中国经典文化对一个人的奠基作用。

      第三点就是现代文化。我们高中教材，如人教教材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拓展，就是有了好几篇西方现代文化的作品，纷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上海高一选了一篇黑塞的《笛梦》。黑赛是存在主义者，这篇文章很有哲理性，写了一个小孩的人生选择，因为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混浊的，人生是可以选择的，“自我设计”，这篇课文很难懂。全国有的，卡夫卡表现主义的《变形记》，西方说人就像一条虫，他就抓住这句话，人就变成一条虫。还有荒诞剧《等待戈多》，我个人认为，荒诞剧学生好懂的还不如选尤里斯库。比如他的《秃头歌女》，一列车厢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秃头，一个是歌女，那个秃头满脸红光，但是头发都脱了，一看就知道是大款，那个歌女呢，也到一定的年龄，三十出外了，但是穿着非常的入时，也长得很漂亮，稍稍有点鱼尾纹。两个人在车厢的行进中自然就谈起来了，两个人越谈越亲密，越谈越投机，谈到最后，原来两个人到同一个城市，到同一个区域，到同一个街区，到同一座大楼，到同一个层面，到同一个房间，到同一张床，原来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写出在现在这种浮躁的社会里，各忙各的，大款忙着赚钱，歌女忙着走穴，到最后连夫妻见面也不相识，一种人性的失落，一种人性的病态，这个荒诞剧在西方很有影响。

      还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各套教材里都选了，“百年”是时间的长久，“孤独”是封闭的状态，对于我们现在教师来讲，可能对这几篇文章比较陌生，有的也不教，学生看看就算了，我想好像还是应该把它攻下来，让同学们认识一下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怎么样的作品。教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不可不读马尔克思在诺贝尔文学奖发奖典礼上的讲话。当然，现代文化不限于以上几篇课文，只是想提出来引起大家注意。

      从文化来讲，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的语文教学，很重要的三个层面就是一个是汉字文化，一个是经典文化，一个是现代文化。

      老师们往往会困惑，就是学生的主体作用怎么体现，我认为，在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在教学哲学领域里，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话题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以课堂为主、以教师为主、以教材为主的“三主”原则，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他一定程度上就是教学的一般规律，但是比较容易导致教学的封闭化、单一化。因此如何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使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第八轮的课程改革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学生的“学”来促进教师的“教”，重要的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思维，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那么提出以学生为主，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们语文教学领域里，首先不是理论工作者，而是我们的基层教师，譬如钱梦龙先生是最早的。但是当时提出的以学生为主体，比较多的是修辞上的描绘，并非严格的哲学意义所指。就是让学生学的主动点，生动点。现在我们想对主体进行哲学正名，我认为是我们21世纪理论欲的一种反映。我们这代人的哲学之贫乏、肤浅，典型的例子就是把生动的辩证法与一分为二简单的画上等号，认为辩证就是一分为二，但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有下面这些话，“一，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二，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三，二者的每一方，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的。”既然我们承认当一方实现自己的时候也就创造了对方，并且，时时把自己看成是对方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在研究以学生为主体的时候，不要简单化，不是让他们发言、让他们作业的就算以学生为主。在现代哲学研究方面，关于主体的学说，最有贡献的就是要建立三大中介系统，哪三大中介系统呢？第一语言符号系统，第二工具操作系统，第三社会关系系统。你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吗？那你就要注意这三个方面的中介系统。

      第一， 语文符号系统。人认识世界，不是通过他的身体，而是通过他的语言系统，我们说，事实的描绘离不开语言，理论的阐述也离不开语言，学生的一切学习活动、认识活动都要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这一中介。而我们语文学科的本身就是要促进学生掌握好语言符号系统。这是我们语文课的最终目的。为了充分发挥语言中介系统的作用，语文学科首先要编好教材，因为它是学生学习语言的范本，当然教师也应当在课堂上不断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不管教材语言还是教师语言都要努力做到规范化，富有鼓动性。现代语言观认为，在主体对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前，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真真的立足点的，也就是说，当学生的语言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的水平，他不可能实现主体的责任，在原始人物我不分的情况下，没有语言，根本不存在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与语言斗争，我们正在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因此要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我们应该为纯洁我们师生的语言共同奋斗。

      第二， 工具操作系统。现在的工作操作系统，已经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动力装置、传动装置、工作装置三个部分组成，由于计算机和IT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工具的智能化的特点越来越显著，电脑的普及已经不是一种技术的推广，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出现。现在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当人们的学习和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电脑的日子里，怎么能够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至于受到冲击和动摇，我们应当在电脑信息、互动、探索、展现这四个关键词上多下点功夫。上海在教师队伍里，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年轻人，华师大给他们办了一个班，就是课堂教学与IT技术的整合。在这个班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位导师说，“豪华的汽车送来的牛奶不见得比破旧的马车拉来的牛奶质量高多少”，想不到，下面有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在保鲜的角度上汽车毕竟有优势的”，这句话给导师听到了，他回敬了一句，“这就要看高速公路上是否塞车了。”我们就要很好的研究一下高速公路塞车的原因在哪里，黑客的作乱是一种，它既是一个信息库，又是一个垃圾场，还有学生无休止的网上聊天，导致心理障碍，等等，因此我们在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学生做工具的主人，而不能异化为工具的奴隶，这正是主体价值体现的表现。

      第三， 社会关系系统。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主体和主体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和互相影响，一个人他自身的经验、知识、阅历、他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经验知识阅历，还取决于他周围是些什么人，马克思说，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一切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反映在教学中最为生动、最为敏感的就是我们的师生关系，因此语文学科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建筑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说，强调学生在课程改革中是学习的主体，不要简单的认为这个主体就是一般的以学生为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哲学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必须重视三个中介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工具操作系统、社会关系系统。这是当代哲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拓展。法国一个知名的哲学家德?里达，在中国演说的时候，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不乏思想，但是没有哲学。所以在课程改革的过程里，我们也有责任引导我们的老师读一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