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倡导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什么，如何考试，如何评分，又引起一场无休无止的争论。其实通识教育之困难，在于没有既定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课程，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所谓标准答案（Model Answer）。
Model Answer，已是特区教育制度的最大死穴。明朝灭亡的原因，在历史课本中早有既定的答案；太监祸国、政府保守封闭、明初的文字狱戮害了思想学术的发展，教师改卷，一定遵从标准答案的几个要点。如果有哪一位学生引述了外国杂志的一篇报道，说明朝亡于太阳黑子的活动异常，教师不是踌躇不安，就是瞠目结舌，如果是会考的试卷，他会参照教育当局发出的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没有“太阳黑子”这四个字，教师一定给这张卷打一个零分。
中国式的教育，实践的正是“标准答案主义”。中国人社会培训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有M.A.的学历，不过绝不是所谓硕士（MasterofArts），而是“标准答案主义者”（Model Answerist）。清代的科举，首重八股文，八股文的规格，经史典籍的内容，都有明确的标准答案。特区教育重实用的理工科，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莫不有标准答案，物理中的绝对零度是摄氏负二百七十三度，不可能是其他的数字，光速每秒一定是三十万公里，在生化学科中，血小板的作用必然是凝固血液，而输送氧份的一定是红血球。这些知识，全都有可靠的标准答案。
但特区的人文学科，却跟理科一样，长期以Model Answer为评分标准。历史学科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官制名词、人名和日期，而不知道人文学科的许多问题，偏偏就是没有Model Answer。中国式教育制度的历史试卷，问到元朝历史，只要求学生记住成吉思汗的生卒年份、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最远打到欧洲什么地方。
针对同一事件，美国的历史老师大概不会叫学生死记资料。他多半会问：如果成吉思汗早死十年，四个儿子互相厮杀，蒙古人的军队没有越过中亚细亚，更没有打到像史书说的远至匈牙利，欧洲的历史会如何改写？
这样的问题有Model Answer吗？没有。怎样回答？要看学生其他的知识和想像力。学生可以答：据说鼠疫是蒙古人带来欧洲的。如果蒙古军队没有杀到东欧，欧洲就不会有鼠疫。没有了鼠疫，神父和修女也就不会大批死亡，教廷不会处于恐惧和不安的阴影之中，欧洲的黑暗时代就会提早结束。教会开放宽容，哥白尼的学说可能有出头之日，伽利略受到重用，不必等到牛顿，欧洲的科学蒙可能早了两百年。
但学生乙也可以指出：蒙古人没有杀到欧洲来，没有了鼠疫，教廷的权力却可能更巩固。教廷的权力绝对，没有人敢怀疑天主教的真理，后来就没有了文艺复兴。没有了文艺复兴，哥伦布的新大陆之旅就不会发生，西班牙王后伊莎贝拉没有资助哥伦布渡海，西班牙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无敌舰队。结果是英国人提早海上称霸，侵略欧洲，令欧洲成为英语天下。没有了哥伦布，即使中国的郑和最先到了美洲，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也不会横渡大西洋，当然也没有今天的美国。
批改这份迥然不同的试卷，一个有见识的老师，会给两个学生都满分。
熟记历史的年份和人名，只会令中国人一代代传承固有的资料，不会开他们的想像力和心智。不幸特区正是一个“标准答案主义”（Model Answerism）的僵化社会，在人文精神的层次，在上更有一个标准答案由政府朝定夕易的中国。
一九八九年六四，最初的Model Answer是“反革命暴乱”，标准答案后来改为“政治风波”，将来会不会有新的标准答案，还很难说。身为中国人，总之不要质疑，官方的思想教科书，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样的Model Answer，你照样“心系家国”地抄写背诵就是。
曾几何时，中国“Model Answer之父”，是一个名叫华国锋的领袖。他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遵守；凡是毛主席制订的政策，我们都要此志不渝地追随。”整个中国就笼罩在一个超级Model Answer的大牢笼。直到邓小平复出，喊出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说一句：“摸石头过河”，全国瞠目结舌，邓小平其实是最大的通识主义者，他是难得的一位Anti-Model-Answerist。
邓小平死了，中国政府的思维，不幸仍然惯性地回归“标准答案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学说，一套Model Answer与另一套相而对冲，结果反而标准混乱，方向迷茫。特区“中国化”，其教育制度改来改去，必然也逃脱不了中国式的“标准答案主义”，最终人人都可能成为M.A.，但不是真正的硕士。所谓独立思考、批判能力，如果有能力做到，邓小平也绝对没有机会成为什么伟人，今天的世界也决不会是英语的天下――已如蒙古人当年，如果缺乏军事的意志和能力，没有西征到匈牙利，或许欧洲根本不会有鼠疫。
从今天起，只拥抱貌美标致、身材惹火的Model，也追求海阔天空、自由开放的Answer，就是不要Model Ans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