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桐：简单地说，清华大学的本科生要远远超过我过去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学生，但研究生的素质总体来说不如那边。香港的大学本科生也无法和清华的学生相比。和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比，各有千秋，素质不一样，中国大学生比较缺乏人文素养。
《大学周刊》：您认为为什么研究生会有这个差距？
聂华桐：国内很多优秀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这可能是差距的主要原因。这几年，情形也在变。中心近几年招收到的研究生有非常优秀的，反而是，国外有一些朋友反映，近几年到国外进修的物理学科研究生有大不如前的趋势。
《大学周刊》：现在普遍认为国内新一代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极为缺乏，因而提倡人文教育，您如何看待大学的人文教育？
聂华桐：人文教育当然重要，应该提倡。一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要有基本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起码要知道好坏，能辨别是非。人文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由于不易产生短期的实际效益，因此不被重视。可是，人文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起着难以估计的影响。我想，到了大学阶段，大多数人或许已经基本成型，所以觉得到大学里再谈这个问题有点晚了。人文教育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文教育是要提倡，但也牵涉到什么是“好”的人文教育这个问题。
《大学周刊》：就是说您不同意大学里搞人文教育？
聂华桐：不，我当然赞成大学里应该有人文教育，只是认为，到大学再提倡已经稍微晚了一点。还有一点，大学的人文教育不宜于超过学生所能承受的范围。中国的大学生都很忙，除了他本身的专业知识外，还有英语、计算机，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除非全面调整课程，大幅度加强人文教育可能不太容易。人文教育其实是家庭、小学、中学、大学和社会整个合起来的综合教育。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国内大学最欠缺的是什么？
聂华桐：欠缺一种对于办学理念的追求和执著。大学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大学，我们现在谈的是中国最高档次的大学。如前面所说，一个一流大学最根本的目标应该是为了追求新知识、为了教育学生。这个理念，很多人可能在理智上都会同意，可是在中国一下子还不容易付诸实践。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大学大体上还是被“钱”推着转，而且被推到和理念相反的方向上去了。目前施行的经费拨款制度、研究经费及项目经费提成的办法，以及研究评审的办法，引导着学校的政策、院系的对策以及各位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取向。争取经费，争取项目，变成了首要目的，学术价值与否，学科更新如何，就难于顾及了。如果不客气地说，现在很多大学办学校，越来越像办企业，而不是办教育。问题是，育人育才、追求学问，是不是能像办企业一样来办？
教育，不能追逐功利
《大学周刊》：您在一篇名为《营造基础科学发展的环境》的访问里曾提到说，现在许多学者的论文粗制滥造，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聂华桐：我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就以你的延伸来谈吧。我在国内呆了快八年了，在这方面或许有一点认识。现在国内变化得很快，整个社会都是，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事情都比较急功近利，其结果，就会导致上面讲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自然也和我们前面谈“理念”时牵涉的一些问题连起来的。功利，不可否认，有它正面的作用。可是，从事教育和追求学问靠的是追求理想，而不是追逐功利。我个人认为这是国内高校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使得有些学校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困难。
《大学周刊》：您还提到国内过多的规划管制将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这些规划管制都具体包括哪些呢？
聂华桐：现在，学校和科研单位订立各种指标，进行各种评估，有的每隔六个月就要评估一次。每个人的收入以及职位升迁，和评估联系在一起，那每个人就得想办法，按照满足指标去做，这样显然是不利于一流研究工作的发展。也许，这种办法会在初期有正面的效果，但是，如果想要再上升一个台阶，而还是沿用这一套办法，就很难了。举个例子，从没有到有，计划经济是很有效的。可是到了一定阶段，如果真要求生产和需要有效地配合起来，那计划经济就有问题了。做研究工作也是一样，开始用计划的办法，用指标的办法，用评审的办法是有好处。写了多少篇文章就给多少奖金、给多少经费，这样，文章的数量是可以很快提上去。可是要再上一个台阶，要出非常出色的、第一流的成绩，恐怕就会适得其反。而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要上那个台阶，不再是发表文章多少的问题了。
《大学周刊》：现在大家有一点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怎么来衡量优劣呢？
聂华桐：现在做研究的情形，有点像制造工艺品。工艺品很多人都会做，甚至可以通过流水线加工生产。可是，它是不是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家，肯定不会去制造那么多没有特色、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谁是艺术家？谁是工艺家？行内的人自然是知道的。在学术领域里，也一样，要由行内的人来作判断。如果真想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就要请国际同行的一流学者来帮助作判断。
《大学周刊》：那中心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聂华桐：主要是看工作水平，看素质，看潜力。从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就采取了国际同行评审的办法，让国际同行为我们确立标准。
《大学周刊》：也就是说不会看他的论文发表多少之类的。
聂华桐：不会。重质、不重量。各行关于量的标准其实不一样。像纯粹数学，一年发表的论文平均数是极少的。在物理领域，各个专业发表论文的多少也不一样，可是如果某人一年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大家就会奇怪，“那么多!怎么可能？”论文数量多了，质量难得好。又比如说SCI，在国内炒得热的不得了，但我们好些人在回到国内来以前，SCI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一流大学谁用SCI来评审？没有。至少我知道的一些大学都不用这个指标来作评价。行内的人到底谁好谁坏，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当然，现在许多人也慢慢晓得光靠SCI有问题，正在慢慢改变。
《大学周刊》：那国外最好的大学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用什么标准呢？
聂华桐：像国外最好的这些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主要是看，研究成绩是不是一流水平。这些大学本身就具有一批一流学者，他们的判断,再加上校外一流同行的判断，构成了对于学术水平的掌握。这些大学永远都在物色最好的人才，永远都在对学科作调整，所以能够保持领先。国内现在也想向这方向走，但是条件不具备，旧包袱也重，做起来很困难，我想在这方面国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大学周刊》：这个困难是不是就是您曾经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个软环境？
聂华桐：的确是。硬件方面，目前在中国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软环境，像我刚才讲到的拨款制度、评估制度、人事制度，还有学术风气，等等，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非常要紧的，可是现在还远远不到位。相对于硬件环境，软环境比较不大易于被意识到，也不易得到共识，而且盘根错节，改变起来难度大。我是乐观的，二三十年前，不可能想象得出，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中国向前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现在的软环境已远不同于当年的软环境。再过十年、二十年，只要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社会的软环境，学术的软环境，应该会向和谐和合理的方向发展。